的算赋徭役,就是这种官府压迫的最主要形式。
地主豪强虽然贪婪无耻,但并没有把人逼到死地的权势,真正能够把黔首百姓逼上绝路的,只有贪官污吏,当这些贪官污吏将官府权力用于谋私之时,其凶残之处,远在地主豪强之上。
丁宽取消人头税,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官府与黔首百姓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
摊丁入亩之后,取消了人头税,官府的征税对象就转向了有产之人,虽然地主豪强一定会将税负压力向底层转嫁,但至少这种冲突,不会再是官府与黔首百姓的直接冲突。
黔首百姓虽然一样要受到各种剥削压迫,但地主豪强并没有官府那样的强大武力为后盾,也不会向贪官污吏那样涸泽而渔,多少会给黔首百姓留下一定生存的空间,就能够让社会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摊丁入亩同时也会削弱地主豪强,但这种削弱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的削弱。丁宽心里清楚的很,以这些地主豪强的尿性,官府的税收,必然会被向底层人群转嫁,最后的收入分配中,官府的税收其实同样来自底层黔首百姓的劳作,这些地主豪强不过是“代扣代缴”罢了。
但这种透过地主豪强进行转嫁的形式,远比直接收取人头税要灵活,避免了因为人头税收取方式的僵硬,使得矛盾过于激化。
摊丁入亩对豪强的削弱,其实主要是在人口掌握之上。汉末的地主豪强,其实掌握了大量的隐匿人口,这些隐匿人口不但是豪强的劳动力也是豪强的私人武装。
隐匿人口之所以要隐匿起来,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逃避不断上涨的人头税,官府不再收取人头税,原本的隐匿人口,也就没有了隐匿的必要。
汉代黔首百姓要逃避人头税,只有两个途径:进山泽当野民或给豪强地主做隐匿徒附。
山泽野民,虽然不受官府管束,不需缴纳税收,但与社会的物质交换途径稀缺,生活困苦,其实已经是化外之民,只要不堕落成山贼,其实对于官府的统治没什么威胁,随着丁宽不断开发荒野之地,会慢慢重新被吸收回来,编户齐民成为帝国的治下人口。
但豪强地主的隐匿徒附与野民完全不同,这些徒附虽然没有登记户籍,不缴纳税赋,但依然生存于大汉的经济、社会关系之内。徒附依靠豪强逃避了税赋的同时,也依附在豪强的管理之下,成了豪强对抗官府的助力。
徒附不是奴隶,但却有很多奴隶的特征,与地主豪强是一种半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尤其是汉代仍然有战国时代的养士遗风,有二元君主思想的加成,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地方豪强可以掌握大量的人口资源,与官府相抗衡。
取消人头税之后,黔首百姓不需要再躲避官府的税收,也就不必再彻底依附于这些豪强,人身依附强关系,就会逐渐转化为经济依附的弱关系。
丁宽此前一直在打压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甚至把很多私人武装强行纳入了屯田体系,摊丁入亩之后,豪强地主虽然能够继续攫取经济利益,却没有办法再大量的控制人口,其对抗官府的能力就会被大幅的削弱。
土财主不可怕,没有私人武装的土财主,根本没有能力与官府对抗,只要丁宽治下的地方胥吏,没出现系统性的**,不能与这些土财主密切勾结,丁宽对县、乡、里的统治,就可以形成稳定的秩序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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