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仁心于民物,广令闻于天下。
施仁于民,教导民众顺应天时而为,才是这本《昌言》之中的真正主旨。
卢植沉浮宦海数十年,也钻研经文数十年,怎么会看不出仲长统这个后起之秀的真意。
他说错话了吗?
只怕没有。
自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念便成为了两汉奏书谏言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事实上这些天灾与人事之间的关联到底是否真有如此深厚,在撇开了主观的意愿后看待,并不难发觉出端倪。
就连孝灵皇帝执政的后期都不得不默认甚至推动了乔琰在和张角之辩中所用的说法,极力撇开天灾和他启用宦官掌权之间的瓜葛。
那么再往前历数开国之年,似乎也真如仲长统所说,那些有着得天命之说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相争上位的群雄之中的一员而已。
与其说是天命所钟助力了他的上位,还不如说是他所掌握的武力征服力量让他得以实现这个目的。
这话看似石破天惊,却在本质上只是将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也便是天道与人事无关的说法在这数百年后重新提出来。
当天下之主也好,做辅助国家平定的大臣也罢,都并不依靠于天道赠予,而在于能尽人事,用天道,授民事,顺四时,兴功业。
乔琰自执掌并州,乃至于如今的九州之地,恪行奉守的不正是这样的“用天之道”吗?
乱世之中,以卢植的智慧足以清楚地看到,人事的主动性本就在时局驱策之下被迫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所带来的回馈便正是对仲长统这一套说辞的有力证明。
天下大旱,蝗灾和大疫同行,依然有一番人事可为的应变之法,让人何止是谋求到生存的路子,还有了朝着上头攀爬的希望。
这是叛逆吗?
不,这好像只是在写实而已。
而他所说的其余言论也实在没有什么错处。
自上位者的尽人事衍生到民众的顺四时,无疑是给这些刚刚被开启民智不久的民众指点出一条更为理智清晰的前路。
在这些脚踏实地而非空洞无物的表达里,绝不是在刻意引导着民众对上位者做出何等指摘,而恰恰是让能让民生有望的贤明君主更为便捷地统辖民众,杜绝他们被那些所谓的迷信蒙昧之言所惑。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面临疾病的时候不当相信符水和求神这等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再讳疾忌医,而是遵从于医者的服药看诊之言,那么就像是此番洛阳地界上的大疫一般,能在损失有限的情况下回归到原本的秩序之中,绝不至引发黄巾之乱这样的起义。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农事耕作之中,求祭土地社稷之神,将蝗虫当做神灵使者,非但不能让他们的田地增产,反而会让他们遭受莫大的损失,只有区田法、溲种法、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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