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刁民想害朕。收复安南两年后,咸通九年,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重回大众视线:徐州银刀军。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区散寇游勇,南下赴广西一带驻防,用于抵御南诏入侵。按照最初设想,此举既能解决徐州银刀军之内乱,又能解决南诏之外患。所以朝廷制书已经很直白了,要尽量招募以银刀军残余为主的匪盗。每满五百人就开团。在应募南下协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现在,“安南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不断提出换防、返乡的要求,却一再遭到拒绝。于是,徐州兵以实际行动扞卫了他们骄横难制的口碑,发动了兵变。按照惯例,边关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满换防。很多历史资料都粗线条地采纳了这个原因,说桂林徐卒三年期满而不得返,是其兵变的直接原因。有的资料说他们已经被拖延了一期,却仍被告知要继续执勤一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前文已经特意强调过,虽有“三年一期”的惯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经明文表示: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说辞。“事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收复安南,还是别的战略目标?究竟怎样才算事宁?然而无论是“三年超期说”,还是“事宁不遣说”,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变,说他们是“被逼”起义,实在太过于牵强,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本书正是要拂去封尘,理出繁杂事件的背后真相,探究其内在的逻辑。不盲从敷衍,更不哗众取宠,还原历史本真。戍卒兵变,固然有他们包藏祸心的元恶,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确有不妥之处,起到了激化作用。朝廷在徐州地区募兵,主要征兵对象就是违法乱纪的匪盗,也就是令地方头痛不已的银刀军。同时,给徐州地方派来了新的领导——崔彦曾。崔彦曾也是文官出身,同样是个铁面无私的鹰派人物。“通于法律,性严急”,朝廷委派他来,就是要以高压态势,狠治徐州。崔彦曾“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于是在治军方面,更多的是交给三个心腹亲信去办理。这三个手下是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对朝廷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要对徐州兵狠毒,同时不能让朝廷背锅,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宽容仁慈的嘴脸出现在公众面前。于是,三人肆无忌惮地欺负、盘剥徐州兵,以凶残贪暴闻名全军。咸通九年,旧例三年代归的期限已满,且安南已经收复,南诏退兵,岭外的事也宁了,驻防桂林的徐州兵请求返回。这是合理请求,不算过分。尹戡以军费紧张为由,傲慢地拒绝桂林戍卒返乡,“明年再说吧。”官府的这种搪塞态度激怒了戍卒家属,他们飞书桂林。很快,戍卒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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