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南部边疆出现危机,由于“岭独”分子刘岩建国称帝,使得今两广地区南部、越南北部、海南岛等广袤土地脱离后梁控制,致使后梁版图严重缩水。这些地区,再包括其北部两湖地区的潭州马殷、荆南高季昌,东部的福建王审知、杭州钱镠,也就是“8”字下面的圆圈,一直以来都只是名义上臣属后梁,实际上则享有极高的自治权,但只要不公开脱离后梁、继续奉后梁正朔,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归附也是后梁的一笔政治资产。刘岩的悍然独立,在南中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一定程度上对“十国”的出现起到了推进作用。自此之后,淮南、福建、湖北、湖南的割据势力纷纷建国称帝,“十国”局面出现。虽然王建的前蜀政权早于刘岩的南汉政权,但王建从未臣属于后梁,自始至终都不是“亲朱派”,与淮南、河东、凤翔并成为后梁的劲敌、对立面。所以王建建国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极小。刘岩则与王建有着本质的不同。刘岩继承了刘隐的衣钵,而刘隐恰恰是在朱温的支持下,取得了岭南之地,并且长期位列“亲朱派”阵营。站在后梁的角度上看,王建称帝属于外部事务,刘岩称帝属于内部叛乱。而面对境内割据势力的公开反叛,后梁中央政府居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这令后梁颜面尽失。刘岩称帝的举动,无意间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政权的外强中干。所以,后梁与南汉刘岩之间虽无正面冲突,只是几句隔空喊话,但刘岩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是极大的,甚至可以说加速了后梁帝国的分崩离析,加速了后梁的灭亡。【大辽立国】世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当后梁遭遇南部危机时,河东集团也陷入了严重的北部危机,并且这次北部危机受内外双重势力的合力作用。大唐帝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统治者的卓越政治智慧,构筑了一个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获得了周边民族的普遍认可和拥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强汉、还是盛唐,亦或是其他时期,华夏文明从来都不曾称王称霸、从未欺凌弱小,从不奉行霸权主义,不像现今某国,披着世界警察的外衣,喊着维护和平的口号,自诩世界灯塔,却干着最为卑鄙龌龊的勾当。大唐帝国可以作为华夏文明“对外扩张”的一个典型。华夏文明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底蕴,被周边相对落后的民族由衷地敬佩、崇拜,继而心生向往,主动以华夏文明为导师,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等,主动接受汉化。换言之,大唐帝国“地区霸主”、“世界老大”的地位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自身魅力,赢得了其它民族的主动归附。大唐帝国与周边各民族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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