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车驾在华州,韩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六宅惨案”。唐昭宗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于是欣然答应和解请求,准备修国书,正式签署和平协议。那一年,王建刚刚吞并东川,听说朝廷打算与南诏邦交正常化,立刻上疏驳斥,说小小蛮夷何足挂齿,还用劳烦圣诏?有我在,他们敢放肆!朝廷听从了王建的建议,把南诏问题交付地方,由地方全权处理。王建对南诏破口大骂,砸过去一封火药味十足的书信:“蛮子龟孙儿!还恢复旧好,‘旧好’是谁破坏掉的?装什么孙子?不服再来成都撒,过来耍耍嘛,老子让你惨死在这里头!”落款:社会你建哥。南诏洗耳恭听,果然半个屁都不敢放。其实王建揽下“南诏项目”也多半是出于一己私利。首先来说,占据两川的王建不希望看到南诏问题和平解决,原因很简单,养寇自重;其次,王建更不希望中央势力参与到南诏事务中来,以防中央在两川地区的势力渗透,保证自己对两川地区的绝对控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王建以极为强硬的姿态拒绝了南诏的求和。威武霸气,扬我天朝国威,成为爱国青年的偶像,圈粉无数。乾化四年11月,南诏国主郑仁旻为转移国内矛盾,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进犯黎州。王建派出“三招讨”——王宗范、王宗播、王宗寿率军抵挡。前蜀军一战击毙其宰相赵嵯政,二战破其十三寨、俘斩数万。南诏大败而逃,溃逃路上又有数万人跌落悬崖,损伤惨重。王宗范在大渡河假设浮桥,上奏王建,请求批准他渡河越境作战,打算一口气把南诏并入前蜀版图。王建急诏停止,勒令他们即刻班师回朝,不得跨境作战。史籍记载,从此之后,“南诏不复犯边”,通过一场“对蛮自卫反击战”,王建彻底解决了困扰大唐几十年的南诏问题,从此西南无战事。镇平南诏,是王建的一大丰功伟绩。王建曾做一篇“诫子书”,是写给前太子王宗懿的,里面有王建的自评和对王宗懿的诫勉,其文略曰:“吾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故百官吏民,爱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贵,不知创业之艰难……”该文被收录进《全唐文》,名为《诫子元膺文》,因王宗懿被立为太子后,曾改名为王元膺。可以看得出来,王建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认为自己“恭俭畏慎,勤劳慈惠”,认为全国人民爱他如父母,敬他如天地。然而前文说过,他在临终前,曾说自己看见无数的百姓冤魂围绕着他,诟骂他重赋厚敛。王建入主西川之初,确实劝课农桑、招抚流民,发展经济,使得川蜀地区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然而他也的确采取了高税的政策,百姓的负担很重。一次在他过生日的时候,谋士冯涓为他献上了一首《生日颂》,前半部分歌颂王建的功德,后半部分则是描绘百姓的困苦。王建听后相当感动,感叹说:“有您这样忠直敢谏的人在身边,何愁不建功业!”随后重赏冯涓,并减轻了赋税。然而王建在称帝后,又恢复了苛捐杂税,百姓负担日益加重。据说王建搜肠刮肚地巧立名目,蜀地的几乎全部商品都要交税,百姓苦不堪言。某次,王建亲自视察成都的蚕市,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热闹繁华的贸易,灵感突发,对左右说道:“养蚕生意如此火爆,咱设置一个桑树税,必然能赚钱!”消息不胫而走,百姓恐惧不已,一夜之间,成都城外的桑树都被砍光。前蜀的重赋厚敛可见一斑。冯涓多次劝谏,让王建减轻税赋。王建也非常器重他,筹备建国的时候,冯涓与韦庄都是王建钦点的宰相人选。与韦庄的积极帮助王建称帝不同,冯涓坚决反对王建称帝,如同张承业反对李存勖称帝一样。当王建正式称帝之后,冯涓坚辞宰相,闭门不出,很快就忧愤而死。王建死后,太子王宗衍登基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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