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授吐蕃6人、回鹘4人官职,放还回蕃;2月,回鹘遣使进贡;3月,册封回鹘可汗仁喻为顺化可汗;4月,鞑靼遣使朝贡;8月,契丹遣使贡献;9月,吐蕃、回鹘遣使贡献;10月,突厥首领张慕进来朝贡;11月,吐蕃遣使朝贡;天成四年4月,契丹遣使朝贡;8月,黑水国遣使朝贡;吐谷浑首领念公山来朝贡;高丽王王建遣使进贡;党项首领朝贡;鞑靼来朝贡;长兴元年2月,黑水国遣使朝贡;5月,回鹘遣使进贡;8月,生吐浑内附;12月,回鹘遣使朝贡。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天成元年11月,渤海国就被契丹灭掉,所以从此以后再无“渤海国入贡”的记载;天成四年4月,下诏禁止党项诸藩进京贡马,而改由边境海关接收,所以西部的国际友人的记载也大幅减少;重要的邻居——契丹,屡吃败仗,在朝贡的时候最迫切的诉求是两个:开埠通商;归还战俘。另在长兴元年,翰林学士刘煦上奏了一道重要奏章:请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只试麻制、答蕃书、批答。由五道大题削减为三道大题。为考生减负。正是这道奏章,使得“唐诗三百首”没有延续为“唐诗五百首”或“五代三百首”。前文说过,唐诗之所以繁盛,质量数量双丰收,得益于当时的科举考试,“诗”、“赋”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跟我们的“英语”一样重要,所以但凡唐朝的官员,无论金榜题名的、还是名落孙山的,都能吟咏一番。刘煦的一道奏折,对科举取士做了小小的改革,“诗”、“赋”不再是必考科目,所以念书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如此一来,“答蕃书”的分量就加重了,也侧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务日益繁重,国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诗作赋的人才,而是外交人才。另外多提一句的是,这位刘煦同志,就是《旧唐书》的名誉主编。在与契丹的外交关系上,李嗣源时期的中原暂时处于上风,不仅卢文进、张希崇弃暗投明,连辽太祖的长子、前皇储耶律倍都弃国来投奔,让后唐赚了短线的吆喝、长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位耶律倍也当了一回“卖国贼”。这位“东丹囚徒”在李嗣源这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让耶律倍失了分寸,激动之余,先进献了三枚大辽印信,继而进献了契丹地图。献印,只是一种务虚的表明态度、姿态,而献地图,则是实实在在地卖国了。耶律倍献地图,在《明宗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而《辽史》中却不见记载。也许契丹人并不知道耶律倍的卖国行为,或者有意回避、美化,因为耶律德光死后,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即位,史称辽世宗,他必然要对老爹进行一定的包装。面对“四夷来王”的盛况,李嗣源的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的。“小藩”们只求小恩小惠,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大藩暂居下风,却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才是后唐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李嗣源最大的难点则是朝廷内部——权臣安重诲,这位憨直而又热血的愤青,不仅把国内藩镇们搞得鸡飞狗跳,甚至敢于插手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立储。安重诲将为他的鲁莽和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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