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石敬瑭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了大量情报,所有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范延光谋反。范延光诛杀秘琼,一方面是贪其财货,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杀人灭口。在诛杀秘琼后,范延光召集了境内诸州刺史来魏州总部开会,传达了脱离中央的会议精神,并且加紧招兵买马、修葺城池。石敬瑭为此忧心忡忡,找来桑维翰商议对策。桑维翰指出:河东李克用与汴州朱温拉锯对抗几十年,更加印证了“得魏博者得天下”的说法,庄宗、明宗均是先“入魏”,再“入汴”,最后才“入洛”。魏博倘若萌生异志,必须予以果断而严厉的打压,不管财政多么吃紧、形势多么困难,千万不能犹豫。石敬瑭深以为然,那么该如何应对呢?在天福二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正中心画了一个圈。“汴州!”桑维翰指出:汴州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交汇,是全国物资中转站,接通便利、物资丰富,且距魏州仅有三百里。如果魏州搞事情,那么从汴州出发的大军,顷刻之间就可抵达城下,让魏州措手不及。迁都汴州。这就是桑维翰给石敬瑭出的主意。于是,石敬瑭在3月下达诏书,大意是说用以运输的舟车在战乱中受损严重,给本就紧张的运力带来了更繁重的压力,往首都洛阳馈运粮草物资,实在是劳民伤财,朕体恤民情,且“养士抚民,必从其宜便”,那么哪里“宜便”呢?汴州呀,这里是物资集散地,原本就是将物资集中于此,再转运到洛阳,那么干脆,朕就迁都汴州了。“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皇上拖家带口,又来汴州蹭饭了。为了演得逼真,避免刺激范延光,石敬瑭还有模有样地紧接着下了第二道诏书:沿途州府都听着,凡是境内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祠墓的,地方上的一把手们必须携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十里之外跪迎,等朕来了,用盛大的祭祀仪式来祭告祈祷。也许这又会被某些人解读成石敬瑭讲究排场,追求奢华。一般情况下,在帝王本纪中,即便遇到这种皇帝的大型出游,也多会记载说某某皇帝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地方官员不要铺张,不要惊扰百姓,不要惊动地面……唯独这次,石敬瑭以诏书的形式明确了自己要招摇过市,要前呼后拥,要远接高迎,要走走停停。其真实原因就是演戏给范延光看,尽可能地让范延光相信这只是一次蹭饭、旅游,绝对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绝不针对第三方。前文也埋了伏笔,某度等资料指责石敬瑭嫌弃洛阳宫殿破败,就迁都到汴州,追求奢靡享受,纸醉金迷。石敬瑭迁都汴州的真实目的其实是针对范延光,为接下来的平定魏博做准备。为了进一步安抚范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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