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三年11月,石敬瑭加授杨光远守太尉、洛阳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把他从魏州调到洛阳。与此同时,升魏州为邺都,置留守官;将原属魏博军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设置彰德军,以相州为治所;将原属魏博军的贝州、博州、原成德军的冀州分割出来,设置永清军,以贝州为治所。实际上,原有的魏博军就被肢解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军镇,势力被大大削弱。石敬瑭又把澶州升为防御州,并将州政府南迁到德胜渡,整体向南迁移,以躲避来自北方契丹的潜在威胁,加强战略纵深。看得出来,在桑维翰提供的“分割魏博”方案中,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小小的杨光远了,而是把目光放长远,为将来的有可能发生的“晋辽之战”做准备。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桑维翰等“亲辽派”官员不能与“汉奸”完全划等号,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亲辽”,完全是以后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一种鸽派外交,其目的是韬光养晦,最终是要战胜契丹,让石敬瑭和他的后晋政权可以站着把钱挣了。桑维翰亲辽,但绝不精辽。杨光远更加痛恨桑维翰,而更让他深恶痛绝的事情接踵而至:杨光远的小弟刘处让荣升枢密使,刚刚半年,刘处让的母亲就去世了,刘处让只能照例辞职回家丁母忧。“割耳义士”刘处让妥妥的“杨派”,是杨光远在中央的小弟。于是石敬瑭敲山震虎,先拿刘处让开刀,剪除杨光远的羽翼。石敬瑭下令,撤销枢密院,把印信交给中书省保管,原枢密院的工作由宰相们分别负责。“枢密使”的编制废除了,权力由宰相们接管……这不还是宰相兼枢密使的内核嘛,换汤不换药,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丁忧归来的刘处让,忽然发现自己被下岗了。杨光远再也坐不住了,于是面见石敬瑭,当面指责桑维翰擅权弄威、离间君臣、假公济私、与民争利……据说桑维翰的家人在洛阳等地开办酒店等营业性场所,封建时期的官员下海经商,是对民间工商业的降维打击,即“与民争利”,是非常遭士人鄙视唾弃的。迫于杨光远的巨大压力,石敬瑭最终将桑维翰外放,任命他为相州彰德军节度使。桑维翰到了相州后,就革除了一项陋习,即抄没罪犯家产。前文已经提及,凡是犯罪之人,一律抄没全部家产充公,据说这是河朔地区的旧俗。桑维翰深以为不妥,且国家没有一条法律支持这种野蛮粗暴的行径,于是上疏请罢。石敬瑭非常高兴,于是准奏,并降诏褒扬:“桑维翰佐命功全,临戎寄重,举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规……闻将相之善言,成国家之美事,既资王道,实契人心……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你做了一件很平常的小事,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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