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李守贞虽然在排挤桑维翰时与“亲旧帮”狼狈为奸,但他毕竟不是“亲旧帮”骨干分子,他与刘知远、桑维翰一样,都是石敬瑭的嫡系亲信,是“亲旧帮”的重点打击对象,只是因他与桑维翰的私人恩怨,才暂时为虎作伥。兔死狗烹的道理不仅仅在国与国之间有效,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政治斗争中,也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当李守贞干掉桑维翰,吐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孤立无援的他立刻成为“亲旧帮”的下一个目标。在凶险万分的政治场中,不要急于把所有的政敌、仇人都干掉,所谓养寇自重,有时候,你的敌人恰恰是帮你挡枪的那个人。李守贞的地位逐渐攀升,屡屡挂帅北方事务,这就引起了“亲旧帮”的极大不满,李彦韬通过各种关系,在李守贞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以至于李守贞在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李彦韬的监视之下。李守贞表面上对李彦韬唯唯诺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而后晋最大的隐患却是石重贵的骄兵情绪和对“亲旧帮”的毫无底线地宠信。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的有力武器,虽然未必公平,但绝对简单粗暴,因为在外部重压之下,内部的各种隐患都会浮出水面,相互作用。所以战争的走向往往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大多数时候受政治因素的左右更多。后晋和契丹的内患均在这场战争中爆发出来,给本国带来了生死攸关的考验。后晋没有经受住考验,被一波带走,契丹则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虽然避免了亡国的厄运,却也因此元气大伤。在第三次战役开始时,虽然契丹无法使用“闪击战”的老套路,但他们在赵延寿的帮助下,使用了更加阴险狡诈的一招:诈降。7月,当耶律德光集结契丹全国兵力,准备大举南下时,赵延寿却派使节与后晋朝廷取得单线联系,说自己回心转意,打算弃暗投明,回归祖国的怀抱。后晋实际掌权人——“亲旧帮”对此深信不疑,特别是冯玉,命杜重威给赵延寿写信,承诺朝廷一定会不计前嫌,给予他最丰厚的赏赐。冯玉、杜重威等“亲旧帮”为何笃定赵延寿不是诈降?因为他们需要他真降。历朝历代,都不乏“亲旧帮”这样的政治暴发户,他们有个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缺乏足够的资历。无需过多解释,如果没有这个先天缺陷的话,也就不叫“暴发户”了。为了弥补这种先天缺陷,政治暴发户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通常都会比较激进,行事风格偏向大开大合、大刀阔斧,极具颠覆性,甚至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润物细无声绝对不是他们的菜。出现这种风格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执政经验不足,本身既无高学历,缺乏扎实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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