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席话正中下怀,再看水丘昭券舌战群儒、侃侃而谈,分析地头头是道,于是当即宣布道:“唇亡齿寒,春秋大义,都不允许我们见死不救。我既然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如果连邻居的灾难都不能解除,还称什么‘元帅’?我意已决,抗淮援闽,再敢异议者——斩!”于是派出三万大军,海陆齐发,驰援福州。吴越援军的及时到来,为福州李仁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仁达迫不及待地联合吴越援军对南城的淮南占领军发动反扑,结果失败,导致福州完全被包围,从此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络。形势更加严峻。眼看福州的陷落只差临门一脚,淮南又分两批次大规模调兵派往前线,先是征调董思安、留从效;后征调信州刺史王建封。在相持阶段,淮南军队反而讨不到便宜。淮南在福州前线的总司令是王崇文,但无论是“四凶”陈觉、冯延鲁、魏岑,还是降将留从效、“先登之功”王建封,都不听从王崇文的号令,各军各自为战,互相争抢功劳,人数虽众,却是一盘散沙,相互之间没有照应,将士之间也因此离心离德。这场福州之战从946年的8月开始,到11月吴越国出兵,陷入僵局,淮南深陷福州泥淖,一直持续到了947年的3月。在此期间,耶律德光取得了第三次晋辽大战的胜利,入主汴州,后晋灭亡。陈觉矫诏出兵,强行开团,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挑起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打乱了李璟联合契丹、夹攻后晋的既定方针,使得淮南错失染指中原的最佳时机。然而淮南得到了什么呢?淮南收获了大红大红的财政赤字。庞大的军费开支远超李璟的预算。淮南的杜昌业曾在淮南做兵部尚书兼判省事,“判省事”就是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转,可以接触到国家的账本,后来外放到江州做观察使,在946年11月被调入中央,任吏部尚书兼判省事。当杜昌业重新查阅相关档案时,当场摇头叹息,说我这才离开几年,国库竟然消耗了一半,这还了得!福州战场刚刚转入僵持阶段,淮南的国库就消耗过半。“吞并闽国”给淮南带来的是包括巨额军费开支在内的管理成本,这是一项长期投资,短期来看是赔钱的。关键就在于,淮南能否健康地挺过“短期”的寒冰期,迎接长期受益。而福州的僵局也撼动了淮南在闽国其他地区的控制力。比如漳州。在福州战事打响后,漳州将领林赞尧发动兵变,泉州刺史留从效出兵镇压,随后让董思安暂代漳州刺史。李璟便正式任命董思安为漳州刺史。董思安的父亲名为董章,“漳”犯父讳,所以坚辞不受。李璟便把漳州改名为“南州”,仍命董思安为刺史,然后征调留从效、董思安入援福州前线。这件事也标志着留从效对泉州、漳州拥有了实际控制权,福州战事结束后,留从效毒杀董思安,割据泉州、漳州,李璟鞭长莫及,只能妥协绥靖,设置清源军,以泉州为总部,以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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