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觉与冯延鲁兵临福州城下,双方互有胜负,王崇文、魏岑的援军抵达后,南唐军队合力攻克了福州外城,暂时占据上风。
李仁达被迫退守内城,随后便派使节驰赴中原,向中原王朝称臣,以期中原可以在北面牵制一下南唐。
当时,后晋连续两次取得对辽作战的胜利,后晋石重贵同样沉浸在大国之梦中,任由长期与自己作对的南唐轻松吞并闽国,显然不符合后晋的利益,既然福州忠贞不屈,心向中原,后晋也乐得让他成为地区楔子,即便福州不能牵制南唐,那起码也能恶心恶心南唐。于是,后晋欣然接受了李仁达的称臣要求,任命他为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加宰相衔,总管闽国事务。
远水不解近渴,后晋与福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不可能直接向福州战场投送兵力,而且此时的后晋正处于第三次“晋辽大战”的前夕,也不可能“围魏救赵”在淮北攻打南唐。李仁达如溺水之人,不放过任何一棵救命稻草,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吴越国。
福州部分守军变节反水,引导南唐军队攻入城中,李仁达的亲信只率领一百多人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继外城失守后,又丧失第二道城,仅剩最后一道防线——内城。李仁达于是紧急向吴越国称臣,请求速发援军。
福州已经危在旦夕,这时候,漳州发生兵变,泉州刺史留从效出兵镇压,驱逐变军,随后表奏部将董思安为漳州刺史,李璟予以批准。董思安的父亲名叫董章,“章”与“漳”同音,董思安因此坚决推辞,李璟于是将漳州改名为“南州”,董思安这才接受了南州刺史的任命,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一直称之为“漳州”。
李璟命令董思安、留从效率部增援福州。
公元946年10月,南唐的各路兵马齐聚福州,声势浩大。
与此同时,接到李仁达紧急求救的吴越国,陷入到激烈的讨论中,文武群臣一致反对出兵相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咱没彭大将军;二是南唐大军兵临城下,李仁达仅剩内城负隅顽抗,也许不等我们援军抵达,就已经失陷,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唯有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同志,坚决主张出兵相救。
最后,吴越国最高领导人钱弘佐同志高瞻远瞩,对群臣不要仅局限于眼前的苟且,我们还有诗和远方。要把眼光放长远,吴越国与福州唇齿相依,救福州就是救自己。这次会议的讨论像极了新中国“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在钱弘佐的大力推进下,“抗淮援闽”行动展现出了惊饶执行力,在李仁达的使者抵达杭州的两后,三万吴越大军已经分水陆两路,驰援福州,与时间赛跑。
11月下旬,吴越国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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