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士改革
隋唐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科举选士的制度,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国考,来选拔国家公务员,理论上,百姓们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子堂”,不看出身、不看财富、不看外貌,只要有才学,谁都有机会实现阶级跃迁。
但是,自五代乱世开启之后,科举基本荒废,因为文武百官往往由皇帝的“从龙功臣”担当,且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客观上,统治阶层也不需要通过科举取士来完成新陈代谢。
这就好比是数码电子产品过快地更新换代,挤占了维修行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旧贵族等保守势力,也会敌视、阻挠科举取士。道理也很简单,通过科举完成阶级跃迁的新贵们,必然要分割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打破现有的权利分配体系,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利益。
比如,柴荣在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时,任命范质、李毂、王溥为宰相,又以魏仁浦为枢密使。柴荣的文官集团基本是郭威留下的遗产,柴荣照单全收,其中魏仁浦就没有通过国家资格认证,所以当时很多拥有进士及第学历的人都表示反对,柴荣力排众议,只要有才学就行,不用拘泥于形式。连郭威嫡系、两朝元老都遭受排挤,其他无根基、无资历、无背景的三无产品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显德二年正月,柴荣下诏,要朝廷的文官各自推举一位能当官的人,并且举贤不避亲,不管与被举荐者是何种关系,只要他才堪大用,你就放心大胆的推荐,但是——在被举荐饶人事档案中,要署名举荐者的姓名,如果日后被举荐的人贪污受贿、能力欠缺等等,要追究当初举荐饶责任。
这就解答了前文的两个问题。后来有不少官员因“举人失当”而连坐受罚。
柴荣的这条诏令类似于汉朝的“察举制”,不用考试,而是由官员们推荐,直接“保送”公务员。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柴荣开了历史的倒车,因为这次“保送”名额十分有限,“在朝文班,各举……一人”,在这种管控下,是不会重蹈东汉覆辙的。
3月,柴荣下诏整顿科举,因为近年的科举偏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部分官员营私舞弊,选士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本年的科举进行严格的复查。
结果发现在及第的16人中,符合国家录取标准的,只有4人,另外12人全部被pASS。不合格率居然高达75%!
本次科举的主考官刘温叟,因“失于选士”而被贬,由礼部侍郎贬为太子詹事。但是刘温叟的这次失职并非是徇私,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有些考生连续奋战多年,屡试不第,出于同情而破格录取等等,所以“尚视宽恕,特与矜容”,酌情予以刘温叟轻牛
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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