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直号称重农抑商,但商业从来就没被抑制住。太史公说过,要想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只要社会稳定,不管朝廷怎么抑制商业,商业都会蓬勃发展。但是基于儒家重本抑末、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商税征收一直没有纳入正常的财政收入进行统筹管理。
商业发达不能化为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成了商人奢靡生活的基础。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中分肥,商人通过与官员的勾结进一步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朝廷却不能从中获利,普通百姓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当朝廷想从中获利时也不是建立征税的制度,而是专卖的形式进行垄断经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盐铁,盐的专卖制度最为夸张,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实际上,历史上进行专卖的商品远不止盐铁,凡是需求量大,百姓不可须臾或缺的产品,如酒、茶都曾经是专卖的对象。
常常有人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外族入侵,宋朝或者明朝都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实际上这都是不可能的。儒家思想控制的中国根本没有正眼看过商业,商业的发展无法成为财政增添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为官商勾结的黑洞。
所以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一方面商业发达,大商人富可敌国,一方面朝廷财政匮乏,捉襟见肘。朝廷和商人的矛盾激化,最后往往两败俱伤。就汉朝而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晚年,因为连年征战,朝廷财政吃紧,汉武帝向民间商人募捐,商人坐拥巨额资产,却没人响应,汉武帝一怒之下发布告缗令,利用权力强行剥夺商人的财产。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虽然解决了一时的财政困难,却摧毁了民间经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如果汉武帝一开始就建立了正式的商税制度,纳入财政统筹,按法征税而不是临时加派,这件事根本没必要发生。
孙策很清楚战争是烧钱,经济是基础,他既然逼迫蔡家由经营田庄转向工商,自然不能放任不管,看着丰厚的利润由蔡家独吞。只是就目前而言,荆州还是袁术说了算,他推行商税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才用这种方式进行变相的征收。
周瑜清楚孙策的思路,虽然他目前还无法全面掌握孙策的计划,但他对孙策“勒索”蔡家的行为并不反对,反而觉得天经地义。扶植一个家族当然要有好处,要不然扶植着他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黄承彦匆匆赶来。周瑜把蔡瑁来的事说了一遍,又将孙策打算开设木学堂的设想说了一遍。黄承彦很意外。设立讲武堂可以理解,战乱时期,训练有素的中下层军官对提升整体战力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兵学自成一家,早就是正正经经的学问。木学却有些不登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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