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政务堂的事落实完毕,孙策趁热打铁,说起了今天下午在宛市的见闻。
他原本的确有些生气,宛市的商户越来越多,但市场却被部分世家控制,大部分的商户只能旁观,这不符合他的三观。可是听了张纮的分析,他又觉得张纮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凡事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商业尤其如此,自由竞争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战略物资必须有所控制,不能放任自由,无序竞争。
丝帛不是普通的布匹,具备和军械一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能什么人都来插一脚。大部分商户无法涉足关中的布匹生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做生意的人太多。而做生意的人多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再追问下去,之所以有利可图,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民成为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人工成本,增加了利润空间。关中强行制定的高价只是推波助澜,却不是根源。
他提倡工商的首要目标是自强,其次是富民,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有稳定可言。现在百姓不仅没能从中受益,反而受损,自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结果,必须加以调整。
设立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就成了当务之急,但这个标准如何设定,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太低了没有意义,太高了又会影响工坊的利润,最后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会影响民生。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工坊必然会收缩用工,采用延长工作时间之类的办法来抵冲,而工作机会减少,又会让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更加处于弱势,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操之过急,反倒又会伤害他们。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孙策清楚这其中的利害,虽然着急,却也不敢一刀切。他没有具体的行政经验,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具体的问题只能依靠张纮等人来解决,说得好听点,也就是垂拱而治。
只是他这个垂拱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管,只当泥菩萨。他是引领者,是确立方向的人。也许张纮会选择与他预期不同的道路,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儒家比法家有优势。法家是帝王术,只为帝王考虑,如何方便管理如何来,百姓的福祉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儒家毕竟有一定的民本意识,只是被师法、家法束缚,制度创新时的动力不足,只能被形势逼得往前走,比较被动,适应时间比较长。孙策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破他们的思维局限,引导他们向自己期望的目标前进,主动求变。
拓展士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拓展民的概念。儒家反对与民争利,但他们的民并不包括普通百姓,所谓士农工商实际只是读书人、大地主、大工商业主,而在东汉,这些人又成为世家豪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反而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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