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著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義)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好在汉代经学衰落还只是第一个周期,虽然遇到了麻烦,精气神还在,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气。
陆康的观点很复杂,引经据典,说得孙策有点晕,但概括起来其实也简单:要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调整义的概念和标准,强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图。比如说,工匠、商人都变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视他们为贱役,就应该以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尊重他们。
他们要想获得尊重,首先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罢,都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会造成混乱,公利、私利皆无法得到保证,自然也就谈不上长治久安。
陆康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皆当有所敬,有所畏,否则就和浮屠道一样,万物皆空,无君无父,家既不家,国亦不国。
孙策不完全赞同陆康的建议——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对调整原则表示认可。这正是他期望的变化,儒生不仅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面,引领时代。只有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他的终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听完了陆康的建议,孙策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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