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而诉讼双方各执一词,都言之凿凿、对天赌咒发誓。显然,是有一方说了谎。难题摆在石敬瑭面前,如何判断谁说了谎。石敬瑭冷冷一笑,“这还不简单?把那匹马杀了,剖肚刮肠,如果里面有粟,就杀士兵;如果没有,就杀泼妇。”于是当堂把战马宰杀,在众人的见证下,马的肠子里没有一粒粟。随后,告状的农妇便被斩立决。此案一出,“境内肃然,莫敢以欺事言者。”河东地区再也没有敢讹人的了。石敬瑭无论是坐镇河东,还是坐镇镇州,都是这种行事作风,非常注重百姓的教化,尤其是“孝”。据记载,凡是父母健在而诸逆子争割家产的,一律把逆子判死刑。封建时期,“孝”是最高的道德行为标准,在法律中更是零容忍。比如上文提到安重荣曾断过一桩“忤逆案”,也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孝”的重视,对父母不孝者,斩立决。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去生搬硬套,而要遵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这才是正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素养。在史书中,如果翻看某人的人物传记,如果开头就介绍这人非常孝敬父母,那么后面的内容连看都不用看,他一定是忠臣义士,反之,如果开头就说他对父母不孝,什么“在乡绝其供馈”,那后文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大坏蛋。史书是惜字如金的,往往几十字或几百字就叙述完他一生的功过,所以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为什么要强调他孝敬父母,就因为这是古人的价值观体系。同样,对于一个官员的评判,清正廉洁、勤于政事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勤于政事中,对百姓的教化又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甚至高于清正廉洁,在对百姓的教化中,又以“孝”为最高评判标准。所以,如果在官员的传记中,说他如何劝导百姓奉行孝道,那么后面的故事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好官。石敬瑭就是这样的官。对于他当了皇帝之后的为政举措,我们在其登基时就已经有详叙。简言之,是善政。减税、大赦是日常工作,不计前嫌,重用李从珂时期的大臣,甚至对李从珂的嫡系亲信“查寝六人组”也网开一面。石敬瑭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将外族势力深入引进到中原汉地,使得契丹对中原施加的影响空前提高,加剧了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契丹人的强势介入,极大地冲击着中原人的信仰,摧残着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和民族自豪感,使得那一代人陷入到了信仰危急中,精神支柱摇摇欲坠,人们在困惑和恐惧中发出灵魂拷问:“谁主中原?”索性契丹人的文明进程不如中原,没有诞生更为先进的理念,没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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